在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硬科技创业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中国正站在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跃迁的关键节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交汇，人工智能、纳米科技、量子信息、医疗健康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为我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然而，机遇背后亦有挑战。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初创企业融资、高端人才培育等方面仍面临“转化难、融资难、留人难”等结构性梗阻，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尚未实现高效协同。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就如何打通堵点、破除壁垒，构建更具活力、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从顶层设计、制度突破、机制创新等多个维度提出系统性解决思路。作为长期深耕科技金融与创新管理领域的学者，金李强调，“十五五”期间，需要以系统性思维推进“四链”深度融合，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国家创新体系活力。
“四链”深度融合面临挑战
顶层设计需系统性破局
证券时报记者：科技创新有赖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但现实中，这“四链”往往相互脱节。当前我国“四链”融合过程中面临哪些突出挑战？
金李：当前，我国“四链”融合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联动不足，部分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现象，转化效率有待提升。二是人才链支撑尚需优化，关键核心技术领军人才与懂技术、通市场和金融的复合型人才短缺，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衔接不够紧密。三是资金链服务功能不完善，对初创期科技企业的支持精准度不足，融资渠道不畅，投后管理跟不上，资本退出机制不健全，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产业链的应用场景仍不够丰富，放眼看去，还有哪些领域仍然有尚未被满足的巨大需求？在民生领域，还有哪些短板亟待补齐？
证券时报记者：针对这些挑战，“十五五”规划应如何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破解？
金李：顶层设计上，应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
首先，打造热带雨林式的大生态体系。科技创新创业的成功率极低，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单个科创项目成功率低，不一定代表整个科创生态的成功率低。在“单打独斗”的时代，大量失败项目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回收，包括其人才、技术、可回收的资金设备等，也包括其走向失败过程中的所有经验教训。因此，我们需要尽快从单个项目思维转变为科创生态思维，打造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体系。
其次，优化人才链支撑体系。要大力培育和引进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让足够多的“中间人”在高校和企业间穿梭。虽然许多高校设立了技术转移部门，但单凭一个主任和几个行政人员（缺乏激励）远远无法全面深入了解学校科研发展状况和各行各业的不同需求。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转移人员激励机制。地方政府调整政策，资深的技术转移人士应享受高端人才引进待遇。在有组织科研平台、前沿交叉平台，特别是创新联合体中配置技术转移人员。把相关通识课程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在学生中发现“好苗子”并深化培养，对这些“潜力股”匹配更多商业和金融教育支持。
最后，健全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优化政府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早期投资。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引导长期资本入市，培育“耐心资本”，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闭环。
破解成果转化难题
三方面构建长效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每年产出大量科研成果，但整体转化率长期偏低。您认为，阻碍科研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十五五”期间应如何建立更高效的转化机制？
金李：当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主要障碍在于政策执行、科研生态与转化能力三方面。政策层面，文件分散、协调不足，加之监测评估缺失，导致传导不畅。科研生态层面，部分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高校基金会、孵化器等支撑体系功能尚不完善。转化能力层面，专业化机构和人才短缺，难以弥合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
“十五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着力，打造“有权转、愿意转、能转好”的长效机制。
第一，优化政策服务与协同机制，确保“有权转”。建议在各级政府层面设立跨部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协调与服务机构，整合资源，提供“一门式”的政策咨询与辅导服务。第二，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深度参与科研项目的立项与评估过程，将市场需求和技术痛点有效传导至研发前端。除专利数量外，把专利质量、专利布局作为重要指标，这也能促使企业更有意愿请高校学者为其技术路线设计和专利布局提供咨询。将符合主营业务的专利许可作为重要指标，转变企业对专利价值的认知，也使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产业整体赋能，而不是服务于单个企业的商业利益。第三，提升转化能力与平台支撑，保障“能转好”的最终成效。这需要从源头和过程两端发力。在源头，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更多面向产业共性难点的课题，提升研发的针对性。在过程中，大力支持建设中试熟化、概念验证、企业管理咨询等公共服务平台，帮助实验室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提升技术、管理与市场成熟度。
证券时报记者：创新创业的核心是人才。“十五五”期间可以进行哪些制度性探索，以支持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流动？
金李：在科技创新创业时代，职业发展呈现非线性特点。很少有人会“从一而终”。在全民终身学习的时代，学校成为了人才回收的“蓄能仓库”，人们与学校的终身联系更加紧密，学业与职业不断交替。个人时而在职场中实践，时而回到学校进行“充电”提升，形成个人持续学习与职业发展的双向互动。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打造贯通学校和企业的“双向旋转门”。
让人才能够在创新主体间流动起来，需破解制度壁垒。具体来看，可以探索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支持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或到企业兼职，并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鼓励高校院所设立流动岗位，吸引企业专家加入，促进知识与技术双向流动。
此外，中小企业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弱，需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智力资源向中小企业流动。可尝试推广“科技副总”“校企双聘”等制度，建立高校教师与企业技术骨干之间的“旋转门”机制，鼓励人才双向流动。同时，支持设立海外人才工作站，吸引国际化人才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技术指导与项目合作，弥补其高端人才短板。
引导长期资本
进入股权投资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由于初创科技企业早期研发投入大、风险高、缺乏抵押物，传统金融难以覆盖，所以普遍面临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应如何构建更有利于科技企业成长的科技金融体系？
金李：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体系需要系统性布局，具体来看有四个重点方向：
第一，培育长期资本，引导资本关注企业的长期成长价值。在此过程中，政府引导基金，特别是省级母基金，可以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第二，促进创投行业多元化发展。应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实施差异化管理。具体措施包括：拓宽创投机构的资金来源，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加大对创业投资的配置；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股权投资的试点范围；丰富创投基金的产品种类，以满足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第三，优化激励政策，通过精准的政策工具，激励社会资本进行长期投资。这包括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长期持有科技企业股权的投资给予税收减免；简化涉及创业投资的行政审批流程；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信用增信等方式，为初创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支持，降低投资风险。第四，完善资本市场，畅通退出渠道。完善多元化的资本退出机制，除传统的首次公开发行外，应大力发展并购市场、股权转让渠道，并积极培育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等。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要培育长期资本，“十五五”期间，如何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更积极地配置于科技创业？
金李：当前，长期资金在股权投资领域的配置比例相对有限，且出于风险控制和社会责任的考量，其投资方式也较为审慎。为破解这一难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制度优化与政策引导：
第一，放宽中长期资金投资股权领域的比例限制。具体来看，可以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产业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不得高于10%”的比例上限提高至20%，并且允许各省份养老金由国家统一管理部分以适当比例投入股权领域。
第二，鼓励中长期资金更加重视以组合投资的方式进入股权领域，建议规范中长期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方式，同时鼓励以基金方式进行组合投资，不对单个投资项目进行考核。
第三，积极适度发展S基金，使得中长期资金能够在直投基金运行中后期进场，既降低了其投资不确定性，又享受了一定的资产价格折让，提升投资回报，更加符合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对稳健性的要求。
第四，鼓励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与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自主选择配置创投基金类产品的比例，发挥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的自主选择性，为风险偏好较高的企业年金、个人提供充足的配置产品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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